“采用‘堵’的办法禁止未成年人上网，不可取”“提升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质效”……今年全国两会期间，代表委员围绕未成年人如何用好社交媒体建言献策，凝聚了堵不如疏的共识。这既是对互联网时代成长规律的深刻洞察，也为构建科学有效的网络防护体系提供了参考。

此前，澳大利亚出台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，一度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讨论。《经济学人》杂志封面文章明确指出，不应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，认为此类“一刀切”禁令弊大于利。现实层面，全面禁令不仅执行难度大且存有漏洞，还面临些许困境。比如，“社交媒体”概念本身边界模糊，难以精准界定；监管落地有一定困难；此举只是将风险延后，并未从根本上消除，甚至可能迫使青少年转向监管更弱、隐患更大的边缘平台。这些现实难题，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值得深思的落脚点。

一段时间以来，国内声音也出现“分化”，有人视其为保护未成年人的“硬核举措”，也有人担忧其可能带来的副作用。笔者以为，简单粗暴的“一刀切”式管控，不仅难以真正隔绝风险，反而可能适得其反，并非长久之计。

可以看到，从今年全国两会传递出的声音来看，已有不少代表委员形成共识，简单照搬国外做法不可取，盲目“抄作业”不可行。客观、理性的路径或许是立足我国国情与数字生态的现实土壤，持续探索、不断完善，坚定不移地走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网络治理之路。

究其因，可从三个层面看：其一，当今未成年人是互联网的原住民，是网络文化的“先觉者”，他们的学习、社交与生活已与网络深度融合。如果试图让他们完全隔绝互联网、远离社交媒体，既不现实，也无远见，更可能剥夺他们平等获取信息与融入数字社会的机会。

据统计，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突破1.96亿，互联网普及率高达97.3%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如果完全否定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存在意义，不仅脱离现实，还可能让下一代在未来全球竞争中失去信息素养与数字技能的优势。

其二，强制未成年人远离社交媒体，往往会适得其反。如果任性地“剥夺”这项权利，不但难以达到保护目的，反而可能激起逆反心理，促使他们选择更冒险的方式剑走偏锋。

调查显示，澳大利亚仅有约三分之一的家长打算严格执行禁令；而在被问及“禁令能否有效阻止儿童访问社交媒体”时，更有58%的家长直言“没有信心”。这种普遍的观望态度折射出硬性禁令在执行层面的疲软。

其三，我们已经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卓有成效的治理路径。从《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》，到正式施行的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》，再到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增设“网络保护”专章，制度框架不断健全，保护网越织越密。这些举措既坚持了严格规范，又注重疏堵结合，通过实名认证、时段限制、内容审核、家长监护等多重手段，既防止未成年人过度沉溺，又保障其合理、安全使用网络的权利。

可以说，中国方案不是简单复制他国经验，而是立足本土实际、融合技术手段与人文关怀，为全球未成年人网络治理贡献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。在此背景中，我们没有理由不坚持下去，没有理由不走向完善。

近日，有全国人大代表指出：“真正的保护不是把未成年人关在门外，而是在门内划出安全区。”据报道，围绕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使用现状，代表委员们已形成共识，亟须建立一套可操作的干预性保护机制，在技术、教育与政策之间寻求动态平衡。更进一步说，当下讨论的重点早已不是“要不要下达禁令”，而是如何丰富治理手段、优化保护措施，真正把“堵不如疏”的理念落到实处。

“孩子们成长得更好，是我们最大的心愿。”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、健康的网络环境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。以理解代替隔绝，以引导取代压制，用科学的制度、先进的技术和温暖的教育，为未成年人构筑一道既有边界又充满活力的数字屏障，他们才能在拥抱互联网时代的同时，更坚定而自信地走向未来。